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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绛父亲深信“大叩则大鸣,小叩则小鸣”
编辑日期:2014-8-25  作者:单位管理员    阅读次数:次  [ 关 闭 ]

 人物档案 

 杨绛,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外国文学研究家,钱钟书夫人。本名杨季康,生于1911年7月17日,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。1935年至1938年留学英法,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、清华大学任教。1949年后,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、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。主要文学作品有《洗澡》《干校六记》,另有《堂吉诃德》等译著,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《我们仨》,96岁成书《走到人生边上》。

父亲的爱点滴入心

杨绛的父亲杨荫杭1878年出生于无锡书香门第,自小就受到严格的教育。后考入南洋公学读书,因成绩优异,于1899年被学校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。在日本时,受到孙中山、黄兴等人的影响,和一批留日学生成立了励志会,从事反清活动。杨绛的母亲唐须荌也是无锡人,曾在上海著名的女子中学务本女中读书,是一位贤惠文静的知识女性,与杨荫杭结婚后,她相夫教子,料理家务,堪称贤妻良母。

 1911年7月17日,杨绛在北京出生。当时父亲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,并应为宣统“辅政”的肃亲王善耆之请,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。杨绛出生时,上面已有三个姐姐,父亲对这第四个女儿特别钟爱。也许因为这是他逃亡海外留学归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,也许因为小杨绛初生就透着一股灵性,招人喜欢。父亲为她取名季康,小名阿季。

母亲告诉阿季,她出生后,有时哭闹,父亲就抱着她来回踱步,口中还哼唱着催眠曲,这是在姐妹中阿季唯独享有的“殊荣”。后来,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相继出生,在众多姐弟中排行老四的杨绛,在家从不争宠,但她天资聪慧,善解人意,与父母特亲,对父母有声的教诲,无言的榜样,感悟深、吸收快,点滴入心。

杨绛说:“我父母好像老朋友,我们从小到大,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。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,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,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。我父母却无话不谈。他们俩同年,1898年结婚。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。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。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,还经常引用典故——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。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。‘大人说话呢,小孩子别插嘴。’他们谈的话真多:过去的,当前的,有关自己的,有关亲戚朋友的,可笑的,可恨的,可气的……他们有时嘲笑,有时感慨,有时自我检讨,有时总结经验。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,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《人性与世态》。他们的话时断时续,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。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。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。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:为什么事,牵涉什么人等等。他们俩一起分析,一起议论。那些案件,都可补充《人性与世态》作为生动的例证。” 杨绛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和睦自由、民主开明的家庭当中。

“无为而治,兴之所在”

杨绛是个聪颖机灵的孩子,但考试很少得100分,父亲从来没因此责备过她。上高中的时候,她还弄不懂平仄声,她自己很着急,父亲对她说:“不要紧,到时候自然会懂。”有一天,杨绛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,父亲晚上踱过廊前,敲窗考她某字什么声。杨绛答对了,父亲高兴而笑;没答对的,父亲也不责备。

父亲的教育理念来自孔夫子的“大叩则大鸣,小叩则小鸣”。这种顺其自然的育人办法,培养了杨绛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素养。杨绛从小喜欢文学,如果她对什么书表示兴趣,父亲就把那本书放在她的桌上,有时他得爬扶梯到书橱顶层去拿;如果她长期不读,那部书就会不见了——这就等于谴责。父亲为她买的书多半是辞章小说,这些都是杨绛的最爱。

杨绛的中学生活,就是这样无忧无虑地度过,沐浴着父母的关爱,她渐渐地长大成熟了。

1928年秋,杨绛考入东吴大学(江苏师范学院、苏州大学的前身)。大学一年后,涉及分科问题,她拿不准主意,只好带着问题回家求教。

“我该学什么?”她问父亲。父亲说:“没什么该不该,喜欢什么就学什么,喜欢就是自己的兴之所在,就是自己最相宜的。”有了父亲的这番话,杨绛内心释然,于是,在文、理科之间选了文科。

杨绛曾经说过,“好的教育”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,学习的自觉性,培养人的上进心,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。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,让他们潜移默化。

“言传不如身教。父亲说话入情入理,出口成章,在《申报》的评论一篇接一篇,浩气冲天,掷地有声。我佩服又好奇,请教秘诀,父亲说:‘哪有什么秘诀?多读书,读好书罢了。’我学他的样子,找父亲藏书来读,果然有趣,从此读书入迷。”
 

有一次,父亲问杨绛:“阿季,三天不让你看书,你怎么样?”

“不好过。”杨绛说。

“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?”

“一星期都白过了。”

父亲笑道:“我也这样。”

杨绛觉得父女两人心同此感,与父亲好像一对朋友,她非常珍视这种深深的相知与亲情。

言传不如身教

“父亲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,而是通过他的行动,让我们体会到‘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’古训的真正意义。”

1916年,杨荫杭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长,他主张司法独立,1917年,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,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。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,有位军阀到上海,当地绅士联名登报欢迎,父亲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欢迎者的名单,父亲不肯欢迎那位军阀,说“名与器不可假人”,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。上海沦陷时期,父亲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,视而不见。

杨绛回忆起父亲在北洋公学时,有学生闹风潮,学校掌权的洋人出来镇压,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被开除了,洋人并说,谁跟着闹一起开除。大家面面相觑,默不作声。闹风潮本为改善伙食,父亲并未参与,可是看到那伙人缩着脑袋就冒火了,挺身而出,说:“还有我!”他真的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被开除了。风潮就此平息。

当时常有律师向当事人索取贿赂,父亲出于义愤,自告奋勇为请不起律师的穷人辩护。当然,也时有一些并不贫困、打胜官司后赖掉公费的事发生。据杨绛回忆,父亲大约有1/3的公费被赖掉。她笑父亲:作为一个律师,却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。

美国式的“劳动教育”

1923年,杨绛一家迁居苏州,父亲当时又重操律师旧业。由于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,而执行律师业务则需要有个事务所,所以父亲以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一座没人要的破宅院,修葺了一部分,拆掉许多破旧的小房子,扩大了后园,添种了花木。

其实,父亲是反对置买家产的,买这所房子,实在出于无奈。他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,他还有一套原则:对本人来说,经营家产耗费精力,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;对子女来说,家产是个大害。他常说,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,可以有所作为,现成“可吃家当”,使他成了废物,也使他不图上进。所以父亲对子女们明明白白地说过:“我的子女没有遗产,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。

杨绛家搬入这所房子时,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,阴湿的院子里,只要掀起一块砖,砖下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鼻涕虫和蜘蛛。父亲要孩子们干活儿,悬下赏格,捉一个鼻涕虫铜板一个,捉一个小蜘蛛铜板三个,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。

在杨绛看来,这种“劳动教育”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。杨绛周末回家,发现弟弟妹妹们都在“赚钱”,小弟捉得最多。母亲对父亲说:“不好了,你把‘老小’教育得唯利是图了。”可这种“物质刺激”很有效,没多久,弟弟妹妹们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。

不过,杨绛对这种“赚钱”方法并不感兴趣,她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。杨绛很明白:“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,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:‘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……’意思是:得你自己去争取。也许这又是一项‘劳动教育’,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励‘个人奋斗’。我私下的反应是,‘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,你能样样都有吗?’”她的淡泊名利的性格,就是这样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。